加繆與北非足球-精選
“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靈魂。”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談及對足球的看法，出生于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加繆，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1957年，加繆憑借小說《局外人》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年44歲的他，成為了這一獎項的最年輕得主。
在那個二戰后的迷惘年代，人們在價值錯亂的迷霧下無路可尋，加繆與薩特、梅洛·龐蒂、波伏娃等法國作家一同肩負起時代的責任，用犀利的文筆刻畫出明日的曙光。
通過對個人生存的微觀描繪，個體與境況的遭遇及反抗，存在主義文學也風靡全球。
但鮮為人知的是，加繆與足球還有著一段無法割舍的淵源。
加繆。
“棄體從文”的作家
孩童時代，加繆就對足球興趣盎然。如果說上帝會賦予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事業，對加繆來說，他的事業是足球，而并非寫作。
16歲時，加繆便加入了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足球隊，擔任主力門將。然而，18歲時命運卻將他的人生列車驅向一條分岔的軌道。
由于貧困的生活條件和污濁的生活環境，外加在一場雨天比賽中嚴重著涼，加繆不幸患上肺結核，多次從睡夢中劇咳驚醒，喉嚨時不時充斥血跡。
疾病的困擾，使加繆不得不脫下心愛的戰靴，拿起鋼筆，用另一種方式與世界抗爭。
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隊合照，第一排左三為加繆。
盡管無緣成為綠茵場的勇士，但長年以來，足球始終在加繆的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成名后，加繆依舊時刻關心著足球世界的動向，每個周日的夜晚，他都會守在廣播前，期待著自己的母隊取得勝利。
教書期間，他一邊傳授哲學、文學課程，一邊當著校隊教練，還時不時踢上兩腳過過球癮。
1944年當盟軍在諾曼底開辟第二戰場時，加繆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在巴黎的冠軍賽一定沒得看了！
而在獲得諾貝爾獎后，法國電視臺詢問加繆在哪里接受采訪，后者給出的答案竟是——巴黎王子公園球場。
就在去世前的一年，加繆曾發自肺腑地說，在他看來，足球場和劇院才是真正的“大學”。
加繆（右）。
在成名作《鼠疫》中，加繆刻畫了足球運動員出身的小人物岡薩雷斯。后期出版的小說《墮落》中，男主角克拉芒斯也有句經典臺詞，“我從來沒有像在運動場上那么真實地充滿真誠和熱情。”
而在他最后一本自傳《第一個人》中，加繆親筆塑造了“足球少年”雅克——少年時期，足球就是雅克的全世界。
雅克的人物原型就是加繆本人。
作為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后裔，加繆在這兩個國度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力。正如他橫跨歐非的文學作品一般，特殊的歷史情節，使法國足球與北非足球始終難分難舍。
北非足球和法國，一脈相連。
“荒誕”的足球，偶然的魅力
在哲學隨筆集《西西弗的神話》中，加繆描繪了這樣一個有趣又荒誕的故事。
西西弗因觸犯神靈，被懲罰永生只能不停地做一件事情，那便是將一塊巨頭從山底推向山頂。而后，巨石會因山坡的陡峭滾向山底，西西弗必須不斷重復這精疲力竭又索然無味的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不停息。
外人看來，西西弗的人生是荒誕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無盡的疲憊、絕望的前景、巨石的殘忍，都令生命失去了色彩。
然而，西西弗卻從這場悲劇中跳了出來，他意識到自己是命運的主人翁，推動巨石也好、接受懲罰也罷，都是他自由意識的選擇。
當諸神把巨石視作嚴厲懲罰時，西西弗卻微笑以對，展現出對命運的不屑與抗爭，把諸神的旨意視為玩笑。
這正是荒誕中的反抗，及對自由的追隨。
瘋狂慶祝的摩洛哥球迷。
至于加繆為何如此癡迷于足球，也許，恰恰在于這項運動中本就孕育著荒誕與抗爭。
本屆世界杯，阿根廷揭幕戰不敵沙特，難道不是“荒誕劇本”嗎？日本隊連勝德國、西班牙兩大豪強，難道不代表著一種抗爭精神？摩洛哥在無人看好的情況下，接連送走西班牙、葡萄牙，難道不是足球和傳統世界觀念開的玩笑？
正因荒謬，足球才魅力十足，也正因荒謬，足球才能捕獲萬千靈魂。
而如何才能在“荒謬”的足球中找尋意義，加繆的同伴、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給了我們現成的答案。
薩特曾說：“存在先于本質。”
意思是，人沒有一成不變的本質，這個世界到處充斥著偶然性，而沒有必然性，無論面對何種境遇，一切總是皆有可能。薩特看來，這便是“自由”的定義。
摩洛哥隊殺入四強。
當摩洛哥遭遇西班牙和葡萄牙時，他們的本質是什么呢？人們會說，西班牙的本質是“強隊”，摩洛哥的本質是“弱隊”。
然而，比賽結果卻令所有的定義、印象、觀點瞬間崩塌——誰說“強隊”一定會贏，“弱隊”一定會輸？
在“荒誕”的足球世界，總有對抗命運的勇士，拋下種種死板的烙印，在絕望中燃起希望，在“荒謬”中奮起反抗。
這，正是足球與心靈比肩聯袂的紐帶，也是作家們，心中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