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觀速訊丨是枝裕和的自我重復與水土不服
◎李寧
(資料圖)
作為忠實的是枝裕和粉絲，我不得不承認，《掮客》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影片延續了是枝裕和在《如父如子》《海街日記》《小偷家族》等前作中對于臨時家庭、社會底層等議題的熱衷，鏡頭語言也是一貫的克制、靜觀、細膩。即便是韓國取景、韓國影人主演，仍然有著濃烈的是枝風格。不過，熟悉的配方與味道，卻始終令人難以共情。
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取巧的自我重復
風格與母題的自我重復，有時并不是一件壞事。世界電影史上，多少導演終其一生都在拍攝一部電影。對于是枝裕和來說，“家庭”可謂貫穿其創作生涯的母題。他持續以各種家庭故事來探索親情倫理的邊界，追問親密關系的可能。《步履不停》的家庭創傷，《如父如子》的錯位人生，《海街日記》的姐妹情誼，《小偷家族》的抱團取暖，每一部都拍得別有況味、令人動容。
相較之下，《掮客》里的擬家庭故事就顯得寡淡了許多。失足少女素英誤殺嫖客，只能拋棄幼子羽星走上逃亡之路，陰差陽錯之下與販賣棄嬰的尚賢與東洙結識，三人決意找個好買家將羽星出手。途中，又無奈收留了從孤兒院逃離的小男孩海進，幾個沒有血緣的社會邊緣人最終組成臨時家庭。不得不說，這個家庭的組成，的確有臨時拼湊之嫌。無論是尚賢與東洙、東洙與素英，還是東洙與海進，彼此間情感的聯結和遞進都缺乏內在的邏輯。
尤其是男孩海進的加入，仿佛只是為了豐富一下這個準家庭的年齡結構。對比《小偷家族》里的小女孩由里，她不僅因為與女主人公信代有類似的原生家庭創痛而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鏡像關系，同時也和哥哥祥太等其他家庭成員建立了微妙又動人的情感關系，從而使得人物更具感染力。
平心而論，《掮客》里主演們的表演都在水準之上。坎城影帝宋康昊自不必說，姜棟元、裴斗娜的表現也都令人信服。就算是國民女孩李智恩，演繹冷淡絕望的少女媽媽，竟也分外合適。但問題在于，幾個人物從劇作角度來看都稍顯平面，缺乏足夠的人物弧光。
例如，影片一開始便交代了尚賢與東洙從事不法交易、素英拋棄生子的事實，但后來幾乎完全轉為以浪漫化筆觸描畫幾人的純良，沒有寫出人性的含混與游移。反觀《小偷家族》，則是從溫馨家庭寫起，慢慢撕扯出家庭的內幕，呈現出每個人物的創傷過往、情感羈絆與復雜性格。這種寫法，顯然能夠讓人物更加立體飽滿。
是枝裕和作品的一大特點在于克制而深情，看似冷眼旁觀中有著最深切的人間悲憫，有著飽含暖意的痛楚。《如父如子》末尾，沒有血緣關系的父子二人并排走在分岔小徑的一幕，令人心碎不已；《小偷家族》中，奶奶自知時日不多后在海邊背對家人們說出的無聲“謝謝”，讓人為之淚目。這種直擊人心的情感力量，是在日常生活里慢慢集聚起來的，是經由人物間的細膩互動不斷堆疊出來的。
《掮客》里當然也有許多動人的片段：東洙在摩天輪上伸手遮擋素英的眼淚，素英于黑暗中輪流向大家訴說“謝謝你的出生”等。是枝裕和真的很擅長以這些日常化又略帶些許儀式感的細節，來撩撥與調動觀眾的情緒。但《掮客》中的匆忙旅程并未給人物情感的升溫提供足夠的時間。
上述動人段落，并非建立在人物之間自然而然的情感演進基礎上，而更像是有意設計出來的碎片化的抒情片段。由此一來，情感的表達就顯得不夠自然，甚至有取巧和套路之嫌。
漂浮的現實表達
當然，相比是枝裕和的前作，《掮客》也并非完全地自我重復，而是表現出了一定的創新姿態。或許是考慮到韓國電影產業環境，影片有意識地吸納了公路片和犯罪片的類型元素。
從類型電影的角度來說，犯罪片往往呈現出社會秩序失衡的焦慮，公路片則擅長在人物成長中探討現代人的精神困境。韓國電影近年來在類型化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殺人回憶》《熔爐》《追擊者》等韓式犯罪片就頻頻以痛感敘事、極端人物等直面各種社會問題。但當《掮客》試圖將韓式類型元素與日式家庭故事結合在一起時，非但沒有產生很好的化學反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是枝裕和作品中那種靜水流深的情感力量。
例如，片中素英殺人在逃并拋棄生子的設定有些過于戲劇化，甚至狗血俗套，它不僅損害了影片日常化敘事的細膩與詩意，還削弱了這一人物所具有的共情力量。為了引導和說服觀眾對其產生認同，影片不得不費盡心思呈現出素英在匆忙旅程中的性格轉變，不斷為她的離軌行為尋找合理性動機。
然而，影片對于這一人物的塑造，僅停留在對大致過往經歷與粗淺人物關系的勾勒上，沒有揭露出其真實的生存境遇，以致給人虛假之感。除此之外，女警秀珍在得知素英殺人的前提下仍然慫恿其協助辦案、尚賢為解救孩子而殺死鄰居混混，這些情節的設計也明顯缺乏合理性。
有趣的是，是枝裕和以往的作品一向采取旁觀的視角，《掮客》中卻前所未有地設定了兩位一路跟蹤的女警形象。這種設定，一方面出于犯罪片的敘事考量；另外一方面或許是導演有意借警察的視角來對劇中主人公展開法律與道德層面的雙重審視，從而服務于影片對于道德與人性問題的探討。面對幾位有著明顯道德瑕疵的主人公，警察秀珍從一開始的疾惡如仇到最后被他們所感化而心生同情，甚至反思自己急于把孩子賣掉的行為更像是掮客。這種借劇中人物點明主旨的方式雖然很有效，但不免太直白，兩位女警的設定其實有些多余。
更需要看到的是，或許是由于對于異國社會的生疏，《掮客》對于社會問題的探討還是顯得浮光掠影。與韓式類型片直接凌厲的現實書寫不同，是枝裕和電影的獨特之處在于通過家庭故事的小切口來不動聲色地觀照廣闊的社會現實，《無人知曉》《小偷家族》都是個中代表。《掮客》對于社會議題的討論則過于依賴口號式的呼吁和膚淺的討論。例如面對秀珍對其生而不養的鄙夷，素英給出了“比起生下來再丟掉，生之前就殺死，罪更輕嗎”的質問，這一番辯解不免有些蒼白無力。面對素英等人的行為與命運，影片不僅沒有追問結構性原因，甚至還賦予了這個沉重故事以理想化的結局，使得影片的現實反思力度大打折扣。
最終，試圖借鑒韓式類型片但又難以觸達韓國社會的真實環境，這種水土不服使得《掮客》脫離了真實的社會土壤，淪為一則漂浮的現實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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