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事件影視化：強故事內核讓理性回歸
作者：徐海龍、趙蓉平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是影視創作的一個傳統，近些年的改編作品有一個新趨向：一批被媒體廣泛報道、且發生時間較近的社會事件成為改編素材，當影視劇播出時，關于真實事件的討論尚未平息，甚至仍在發生或發酵。當“影視故事”與“媒介事件”幾乎處于平行發展的時空時，觀眾往往會將新聞信息、輿論情緒代入到影視劇的觀看過程中。兩個場域幾近同步的共振對這類改編作品提出了新的創作要求和社會使命。
(資料圖)
電影《萬里歸途》海報
新媒體語境下再現媒介事件
改編自新近媒介事件的影視作品會讓觀眾在新聞報道和影視作品之間穿梭往復。例如，《大考》的創作動機源于2020年高考結束后，一位考生以凌空一字馬姿態跨出考場的新聞圖片；《中國機長》《中國醫生》《平凡英雄》取材于曾被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新聞事件。這些創作素材不是塵封的歷史檔案或經典的報告文學，而是大多數觀眾共同的“經歷”，所以，便于觀眾印證自身的媒介經驗。比如觀看《底線》《掃黑風暴》時，觀眾可能會檢索、回溯曾經的案件新聞及熱議話題；觀看《中國機長》《平凡英雄》時，我們希望得知新聞報道中的未盡詳情。總之，這些改編影視作品被裝進一個新鮮、動態的“媒介文本集合體”和“媒介經驗共同體”之中。
身處媒介深度融合的環境，這類作品也開始注重營造“公眾親歷和見證”的場景，以此來對接觀眾的媒介經驗。首先，在角色展現上，多采取散點鋪排、移步換景的白描手法。如《中國機長》用豐富的鏡頭描繪了登機前的各種乘客，《萬里歸途》向觀眾展示了“歸途小隊”中的各色人物，《中國醫生》《烈火英雄》展現了危急事件之下的市民百態。他們不僅是劇中事件的親歷者，還是相關新聞報道中的原型，引領觀眾化身為一個個事件的見證者。
其次，在情節安排上，大多采取多線敘事?！洞罂肌吩O置了在抗擊疫情與防洪救災的雙重考驗下的五個原生家庭故事線；《中國機長》《平凡英雄》展現了機組人員與乘客、地面管控人員、醫療搶救人員、航空愛好者等多條敘事線索；《底線》《警察榮譽》《你好檢察官》則采用“大案套小案”“新案套舊案”的結構，引導觀眾將“故事串”與“事件串”進行互文解讀。
在公共事件被廣泛媒介化、傳播主體高度鏈接化的今天，由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進行了擴容，不僅再現了事件發生時的多方反應和輿論復調，又為不同受眾群體營造了一個熟悉且對位的媒介經驗及記憶。
樹立影視作品的“主腦”
影視作品通過散點式、星叢式的“事件親歷者/見證者”的角色圖譜，可以迅速使觀眾沉浸其中，但故事創作講究“立主腦、減頭緒”，如何將繁多的人物和情節熔鑄到“主腦”之中，是這些作品面臨的直接挑戰。
要想達到形散而神不散，創作者可以借助受眾對媒介事件的接受心理。重大媒介事件在發生之初會衍生出大量文本，而文本的敘述方向和話題立場容易使受眾產生各種判斷和解讀。創作者可以將一些合理的猜測逐一對應到角色身上。如《中國醫生》里不遵守防疫秩序，強行沖卡的小區業主，《烈火英雄》里焦急求證“儲油罐馬上就要爆炸”消息的市民，《中國機長》里質疑機長盤旋策略的乘客，《萬里歸途》里私自離隊的僑胞，《大考》被隔離觀察而情緒激動的考生……這些角色反映了媒介事件中官方與民間的聲音。無論我們置身何處，都急于看到故事的進展和方向，如同期盼公共事件中的權威聲音和解決方案，期待著真正主角的登場。
這些主角的新意在于，首先創作者除了賦予他們責任心、勇敢和無私等品德之外，還著重表現他們解決危機的專業能力。諸如《中國機長》里乘務長畢男面對乘客的質疑堅定地說出：“我們每一個都經歷了日復一日的訓練，就是為了能保證大家的安全”；《平凡英雄》里醫生陶俊在飛機上緊急救治斷臂男孩“氣胸”的突發狀況；《底線》里基層法官方遠、周亦安的調解得到了法官觀眾的肯定。這些主角的專業行為，有力展現了事件中的真實細節，符合受眾對媒介事件中官方代表、權威專家的期許。
其次，創作者往往淡化主角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而展現一個各司其職又緊密配合的“主角團隊”。他們是《中國機長》中負責駕駛飛機與安撫乘客的乘務組，是《烈火英雄》里的消防員江立偉、馬衛國與后方指揮員吳晨光、王璐，也是《大考》里保障高考順利進行的校長、家長、教委工作人員。事實上，這樣的“主角團隊”對反映了各行各業中化解分歧、解決問題的人。正如《中國機長》里乘務長所言：“我們需要你們的信任，需要你們的配合，需要你們給我們信心”——只有這樣才能在共同戰勝危機、取得勝利?？梢姡@些改編作品中的人物設計及情節發展，貼合了媒介事件中受眾心理發展的方向和進程，讓劇中小角色和劇外觀眾都把信任交付給“主角團隊”，從而匯聚成作品的情節主腦，也彰顯了集體主義的當代內涵和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
讓審美情感凈化和升華的媒介情緒
一個社會事件之所以迅速在媒體上產生被放大的傳播效應，原因之一就是各種情緒的爆發蔓延和推波助瀾，這些情緒包含了很多非理性和負面內容，例如善舉被質疑、真相被謠傳以及觀點極端化。因此，影視改編作品還承擔著用審美情感來引導輿情、化解社會不良心態的功能。
媒介情緒是劇烈短暫的，審美情感是穩定深遠的。影視創作要力求真實，但不能簡單復刻真實，而要通過陌生化和虛構手法來提煉媒介事件中被掩蓋的本質真實。電影《親愛的》讓觀眾從單純地同情彭高峰的遭遇，體會到自身和社會對“打拐”的責任；《我不是藥神》從對代購仿制藥的爭論，變為對病患群體生命價值的尊重。
媒介情緒是單一和狹隘的，審美情感是復合和超然的。當前的一些優秀改編作品沒有把“大新聞”“紀實體”當噱頭，沒有把媒介情緒簡單移植到作品里，也沒有為了設計緊迫感的場面而將人物標簽化，而是通過張弛起伏的故事層次和含蓄隱忍的表演張力建構出復雜、連綿、擺脫利害關系的審美情感：當《底線》重塑真實案件時，我們理解了動機和人性的復雜性，也糾結于情與法的戲劇沖突；當《中國機長》中機長劉長健回家后與妻子深情擁抱，我們看到人物在經歷巨大風險后的堅強與脆弱；當《平凡英雄》乘務長周燕在斷臂兒童被轉運至救護車后獨自飲泣，我們同她一起歷經憐憫、焦灼并最終如釋重負；當《萬里歸途》的外交官宗大偉與反叛軍頭目進行生死博弈時，我們看到中國外交官夾雜顧慮與堅決、恐懼與勇敢的復雜神情?？傊@奇變為美感，宣泄變成凈化，同情轉為崇敬，沖動沉降為思考——將重大媒介事件改編成影視作品，是情緒凈化、情感升華的過程，更是一個從輿論喧囂到理性回歸的過程。
“文章合為時而著”，近些年由真實事件改編影視作品面臨著跨媒介解讀、網絡情緒波動劇烈的新環境，這使得作品顯現出更加強烈、緊迫的現實意義和導向價值?！八囆g是穿越人類蒸餾器的自然”。影視工作者應崇德尚藝、潛心創作，將真實事件提純為作品，以美化人、以美潤心，如此才能更好發揮出藝術特有的沉淀輿情、融合分歧和縫補裂痕的社會傳播功能。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課題項目“‘微時代’的文藝批評研究”[項目編號：19ZD02]階段性成果。作者徐海龍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趙蓉平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產業碩士研究生）
標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