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攝屢禁不止？也許是一種分享的焦慮
林予兮
(資料圖)
活過，寫過，愛過。
這是司湯達對自己人生的總結，濃縮了他認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件事。
依葫蘆畫瓢，我們或許可以把當下一種頗為常見的文化現象概括為“來過，拍過，轉發過”。在很多人心目中，這也是他們從事文化休閑活動時最重要的三件事。
最近有兩個案例頗為典型。
一個案例是電影《灌籃高手》遭遇“史上最嚴重盜攝”。很多人在電影院看電影的過程中，不斷用手機拍下鏡頭畫面或者視頻分享在社交平臺，將高燃片段剪輯成小視頻的也不在少數。一些在現場的觀眾稱，此起彼伏的屏攝導致放映廳就像沒關燈一樣；也有不少網友表示，轉發在社交平臺上的視頻片段已經足以連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了。
另一個案例是音樂劇《我在時間盡頭等你》巡演到某地時，因為部分粉絲在演出過程中頻頻偷拍，工作人員不得不屢次用激光筆提醒，結果遭來粉絲和普通觀眾兩個群體的不滿：粉絲覺得自己被嚇到了，有些觀眾不滿激光筆干擾了自己看演出，另一些觀眾則認為劇場阻止粉絲拍照不夠及時。
事實上，盜攝也好，偷拍也罷，都不是新鮮事。今年春節期間，針對發生在各地影院內的屏攝行為，七部電影發布聯合倡議書，呼吁觀眾不要屏攝，文明觀影，但收效甚微。
筆者注意到，對于影院內的盜攝和劇場內的偷拍行為，輿論往往從法律、規范和禮儀等角度展開批評。比如根據《電影產業促進法》，從龍標出現開始，到正片或彩蛋結束為止，期間未經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對正在放映的電影進行錄音錄像；比如劇場演出，很多版權方會將相關條款寫在合約里，未經允許而在演出過程中拍照、錄像、錄音都屬于侵權行為，劇場有義務進行阻止；又比如，頻頻拍照會對臺上的演出者和旁邊的觀眾造成干擾，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就曾經在發現有人用手機拍攝時停下演出，大喊“請你出去！”
的確，無論從遵守法律條款還是尊重他人權益而言，我們都應該拒絕盜攝，抵制偷拍，影院和劇場也應該嚴格管理。但盜攝和偷拍仍然屢禁不止，原因何在？除了執法難以及少數惡意侵權者之外，大多數人的情況其實是“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而減少乃至杜絕盜攝與偷拍行為，除了一再強調不能、不對、不行之外，或許也應該從為什么“就是做不到”入手。
事實是，人類天生就樂于在與他人分享中表現自我，從而獲得一種社交快感。社交媒體的出現和壯大，既有賴于人類的分享欲也強化了人類的分享欲，結果就是我們進入了一個便于分享也鼓勵分享的時代。在今天，很多人都會覺得，一餐美食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一次旅行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一個展覽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一場演出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一部電影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簡而言之，就是所有的經歷、感受和體驗，沒有分享出去是不完整的。
于是我們看到，從“高三”等到“三高”的影迷急于分享自己圓夢青春的傷感或喜悅，音樂劇演員的粉絲急于分享自己對偶像的忠誠和熱愛。在分享渴望乃至焦慮的支配下，他們不約而同，舉起了手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不是沒有。比如在影院顯眼處甚至影廳內放置大幅海報、立牌、道具等周邊，引導影迷在觀影之前盡情打卡；比如在演出開始前播報由明星本人錄制的觀演禮儀，引導粉絲文明觀演；比如借鑒一些展覽策展方的做法，為影迷和粉絲提供可下載高清劇照的二維碼等。當然，這需要片方、影院或演出方、劇院的合作，有《灌籃高手》的影迷就表示，自己專門買了號稱有福利的“特別場”門票，結果到了影院卻不見有任何特別之處，工作人員也一問三不知。
經過三年疫情，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期待線下文化市場盡快復蘇，這不僅關乎產業的健康發展，也關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良好的觀演環境是重要基礎，而每個身處其中之人，都責無旁貸。
因為美好需要分享，更需要共享。
（作者為文藝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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